全球频发的极端天气一次次地警示人们，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巨大挑战，也因此，气候问题汇聚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目光。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领导人工作午餐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习近平的发言彰显了中国态度。

习近平说，各国要立足行动，抓好成果落实，根据本国国情，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贡献。发达国家要履行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义务，落实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承诺，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友好型技术。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力度，争取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

美国当地时间25日上午，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进行会谈后，就气候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双方减少废气排放量，同时指出了“全球经济本世纪进行低碳改造的愿景。”中方在声明中确认，中国计划在2017年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系统，覆盖发电、钢铁、水泥产业。另外，中国还将拨出31亿美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这一点，也获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赞赏。他认为这有助于今年在巴黎达成一个普遍的、有意义的协议，进一步显示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向低碳未来转型时“共同的认识和郑重”。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就此话题做出评论。(Q：经济之声，Z：周大地）

Q：控制碳排放，这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2014年度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3年的基础上上升了2.5%。温室气体导致的气温上升会引发一系列的不可逆效应，比如说干旱、洪水、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联合国也警告，温室气体如果继续以目前近乎失控的速度排放，有可能会让几代人在消除贫困和饥饿上取得的进步停滞甚至逆转。就全球而言，控制碳排放方面，是不是可以说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Z：这次巴黎会就是希望能够达成一个继续认真行动的协议。当然，对于全球变暖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甚至长期以来讲的大幅度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另一方面，把本世纪末温度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度以内，这些方面达成了共识，现在的要求就在于各国要集体去做。

Q：在控制碳排放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分别承担哪些责任？

Z：我们坚持共同而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应该带头，因为他们人均排放高，历史排放多，所以他们应该带头减排，要从现在的高碳发展模式转变成低碳发展；对于发展国家，因为国情不一样，有些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少，但有些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升速度很快，所以发展中国家也要解决过去传统的发展模式，因此大家都要做贡献。

Q：中国已经多次对碳减排表态。早在2009年，时任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会议中，中方第一次以约束性指标的方式宣布了中国的碳减排目标：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到今天，习近平再次强调，中国争取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前后相隔这么多年，中国发出相同的声音，背后我们做出了哪些努力？

Z：因为中国的政策有连贯性，我们原来宣布要在2020年实现的目标，现在重申一定要实现，国家的表态体现了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和努力的连续性。实际上十一五期间我们只有节能减排的目标，到十二五期间，我们已经有碳强度下降17%的目标，包括今后的十三五，我们还会建立全国碳强度下降的积极目标。这个40%-45%，甚至力争到45%以上的可能还是存在。

Q：中国人均碳排放水平去年首次超过欧盟，这显示了人类在控制破坏环境的排放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程度。气候变化研究报告显示，在2013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7.2吨，欧洲是6.8吨，而印度是1.9吨。如果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Z：实现40%到45%意味着我们每年的碳排放强度要下降，而且下降幅度不能太低，大约要在3%到3.5%以上；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速度方面要下降，同时今后的能源结构要做重大调整。

Q：另外，对于谈了很长时间的碳排放，这对于个人来说，生活中的哪些行为，使用的哪一些产品是碳排放比较高的？

Z：这有两方面，一方面对于整个政策方面，我们要支持国家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增强文明建设，这些我们应该积极支持。第二方面，我们自己的行动也还可以做很多选择，比如家电、新车，包括平时的消费习惯，可以选择高效、清洁的，从具体行动上支持低碳生活发展。其实除了能源消费以外，比如我们使用的塑料，各种包装等都隐含碳排放，所以支持循环经济，做到垃圾分类，包括不浪费粮食等也可以起到节约碳排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