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城镇化是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1990年，全球总人口中只有13%居住在城市地区。而如今，城市人口（约36亿人）已超过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的预测，到2100年，世界城市总人口将会增加到90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88%。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显著成就，也积累了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1978～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到2030年，城镇化率可能达到70%左右。2014年3月16号，《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这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的规划，也是中央颁布实施的第一个城镇化规划。城镇化进程将对我国未来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包括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在此基础上，推进可持续的低碳城镇化，促进中国尽早实现碳排放峰值，是我国低碳发展不可回避的艰巨任务。

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从经济结构变迁看，城镇化过程也就是农业活动逐步向非农业活动转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从社会结构变迁看，城镇化是农村人口逐步转变为城镇人口以及城镇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农村扩散的过程；从空间结构变迁看，城镇化是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向城镇地区聚集以及聚集后的再分散过程。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影响的途径多样，影响机理也并不清晰。概括来讲，城镇化主要通过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空间结构等途径来影响CO2的排放。

图1 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

城镇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年龄结构、家庭数量、家庭规模以及劳动力结构四个方面的影响。城镇化会影响人类社会的年龄结构，进而影响到人类活动所引致的碳排放。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的逐渐老龄化，低的劳动参与率与生产率将会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也相应减少。但在同一社会中，年轻人以及年龄较大的人群可能消费更多的能源，产生更多的碳排放。以美国为例，20～34岁以及65岁以上人群的生活能耗强度要比这两个年龄段之间的中年人群高很多，这主要是由于中年人群生活在更大的家庭中，同等条件下，在规模效用的作用下，其人均能耗也更低。人口老龄化会降低能源消费需求，但规模效用同时也会导致人均能耗的增加，二者之间的平衡还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各项研究表明，社会的老龄化以及家庭规模的缩小，对于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还是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城镇化的发展不仅会带来人口结构的变化，还会影响到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空间结构。随着产业的集聚，相关企业在地理上更加接近，在中间投入品、劳动力资源、风险方面，这些企业之间可以实现更多的共用与分担。在有效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相关经济活动所导致的碳排放。同时，城镇化的发展还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相伴随，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地区转移，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其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模式逐渐发生转变，其能耗方式向着更加集约的方向转变。但在产业不断集聚、农业人口向城镇地区迁移的过程中，需要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城市住房，以支撑产业和城镇新增人口的发展，因此产业集聚和人口迁移的过程也会增加碳排放。所以城镇化通过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造成的影响同样有正有负，最终的净效用究竟怎样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视具体的发展阶段而定。

具体到个人方面，随着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消费水平会随之提高，城市建筑的能耗也会随之增加。居民住宅的楼层不断增高，对商业楼层与相关服务的需求量不断增大，机动车的拥有率不断提高，这些变化都会直接导致碳排放的增长。同时，居民收入的增长也会增加对商品的消费倾向，进而增加对商品的购买，与商品相关的经济活动也随之增加，这就间接导致了碳排放的增长。技术在城镇化的发展中有着很强的锁定效应，某种技术被采用以后，它的影响将是长期和持久的。“二战”以后，在能源价格低廉的情况下，很多发达国家所建设的基础设施及其技术选择至今仍然对全球碳排放有着重要影响，并且它们的这些选择很可能会被后来的一些新兴国家所模仿。对于那些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来说，从技术领域减缓碳排放是十分困难的。但对于那些快速发展的新兴城镇来说则不然，通过采用新技术，可以避免传统城市发展的一些弊端，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改善能源结构，从生产能耗与生活能耗两个方面减少碳排放。

因此，技术发展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也有着双向的效用，某项技术一旦被应用到城镇的发展中来，就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对碳排放的影响将是长期持久的。但随着技术的创新，能源利用的效率被提高，温室气体的排放得到减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