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务院印发的《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积极推动气候投融资，有序推进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创新。”

与此同时，湖北省完成全国首笔线上碳配额回购业务、上海首单“碳信托”落地、河北首笔“碳绩效＋ESG”双挂钩绿色贷款成功发放——一笔笔与降碳、绿色转型深度绑定的金融资源，正加速注入地方产业，为低碳技术迭代和传统产业升级提供资金保障。

金融与气候的“牵手”并非始于今日。2020年，生态环境部会同多部门出台《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厘清了气候投融资的定义、范围与实施路径。此后5年间，政策体系快速成型，地方试点渐次铺开，市场资本逐渐“嗅”到气候投融资领域的价值，纷纷涌入新能源、节能改造、生态修复、碳汇开发等赛道，为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落地和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

“建通道”：让金融资源找到绿色发展的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到2060年，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需要资金超过268万亿元。

如何满足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如何让资金精准流向气候投融资领域，并产生环境与社会效益？一系列问题催生政策体系的出台，为资金进入气候投融资领域铺设道路。

首先，资金从哪来？《指导意见》提出，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与外资进入气候投融资领域。为此，一个由“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的资金格局逐渐形成：公共资金“撬动”社会资本，降低绿色低碳项目门槛。比如，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的成立带动了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部分金融机构和相关行业企业出资，截至2025年末，在“双碳”领域投资决策金额约312亿元；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入局，推动投资方式更多样，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投资模式加速布局；个人资本也参与其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接连落地。

其次，资金流向何处？什么样的项目属于气候投融资项目？气候投融资项目的环境与经济效益在哪？

2022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气候投融资试点地方气候投融资项目入库参考标准》将气候投融资项目分为减缓气候变化类项目及适应气候变化类项目两种，引导金融资本从低碳技术、清洁能源、传统设施及基础设施改造等领域的项目展开投资。同时，还明确了项目年减排规模效益、项目社会效益和环境协同效益等入库项目评价指标，将气候投融资项目的范围与经济效益“讲明白”。

在气候投融资项目不断明确的过程中，创新也在持续推进。2025年，生态环境部会同多部门，发布了油气田回收利用、淤地坝碳汇、盐沼和海草床植被修复、六氟化硫减排等领域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其所涉领域与形成的碳价格信号，成为碳汇项目的投资风向标，撬动了金融资源与社会资本流向减排潜力大、综合效益显著的降碳增汇项目。

截至2025年底，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项目库入库和储备项目超过6300个，涉及总投资超过4万亿元，累计授信总额约6000亿元，气候投融资支持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导向作用和激励保障作用初步显现。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推动气候投融资工作，就是要通过引导性、支持性与激励性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充分动员全社会力量和资源，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为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坚实支撑。

“造工具”：让金融“活水”真正流向减排一线

如果说“建通道”解决的是“钱往哪儿去”的问题，那么“造工具”回答的则是“用什么方式把钱送过去”。

2021年，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全国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2022年，在综合考虑申报地方工作基础、实施意愿和推广示范效果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了全国23个地区入选气候投融资试点。各地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大胆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径。

比如，经济发达、资源聚集的地方将发展绿色低碳创新产业和新质生产力作为试点重点；沿海开放、外贸活跃的地方将发展绿色港口、绿色航运、绿色贸易及跨境融资等作为试点突破口……在这期间，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工具、融资模式不断涌现。

其中，围绕碳金融展开的金融工具和产品探索成为近两年发展势头较快的领域。

过去，碳排放配额更多是一项环境管理工具。随着全国碳市场建设不断推进，碳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等逐渐具备了资产属性，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开始围绕碳资产开发融资产品，探索碳市场与金融市场深度融合。

作为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所在地，湖北武汉加快建设碳金融集聚区，围绕碳配额质押、碳回购、碳基金等开展创新探索。今年，湖北完成全国首笔线上碳配额回购业务，企业在不丧失碳配额的情况下即可获得融资，盘活了沉睡的碳资产。

在资本市场，内蒙古包头发行钢铁行业碳中和债券，其融资成本低于传统绿色债券，但募投资金必须用于能产生直接碳减排效益的项目，引导资金在支持传统产业绿色升级上“专款专用”；福建三明发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设立碳汇专项基金、林业碳中和基金，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融资优势；广州南沙新区发行碳中和债券、绿色资产支持票据（ABN）等产品，积极探索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的金融模式。

此外，传统的绿色信贷领域也结合“双碳”，让企业享受到绿色发展的红利。浙江湖州推出“企业碳效码”，根据企业碳排放强度、能源利用效率等指标形成综合评价，与银行授信额度、贷款利率挂钩，推动金融资源向低碳、高效企业倾斜；湖北武汉武昌区建立减污降碳协同项目库，引导银行加大绿色信贷投放。

金融工具与模式越来越丰富的背后，是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流向具有显著气候效益的项目，让绿色低碳产业真正成为吸引资本、集聚资本的新高地。

“守底线”：气候投融资如何可持续发展？

从制度破题到地方探索，短短几年时间，我国气候投融资实现了由点及面的快速发展。但作为一项仍处于探索阶段的制度体系，气候投融资领域仍面临挑战：绿色项目普遍周期长、收益慢；中小企业融资难；由于部分领域项目缺乏可量化、可核查的减排方法学等原因，让金融资金进入气候投融资领域仍有“犹豫”。

如何让资本敢投？这既需要发挥市场作用，也离不开政府引导。

近年来，各地不断探索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担保增信等政策工具，建立“政银担”“政银保”等风险共担机制，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分散投资风险，提高金融机构支持气候项目的积极性。一些地方还探索设立气候投融资专项基金、绿色发展基金，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低碳产业，让财政资金真正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让资本“敢投”，还要让资本“愿投”。

金融机构投资决策，离不开统一、透明、可量化的标准体系。过去，一些具有明显减排效益的项目，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和核算方法，金融机构难以准确识别其环境价值和投资价值，资金进入气候领域仍存在一定顾虑。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虽然政策已明确气候投融资支持的范围，但相关气候投融资项目的界定标准仍需细化，否则对金融机构来说，很容易成为一笔“糊涂账”。

因此，近年来，我国持续完善气候投融资基础制度建设。多个领域方法学的发布为项目减排量核算提供统一依据；各试点地区普遍建立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如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联合5部门印发《国家（深圳）气候投融资项目库管理规范》，对项目实行统一标准、统一评价、统一管理，实现“项目入库、融资对接”，有效提升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2024年印发的《气候投融资试点成效评估方案》进一步建立起涵盖高质量发展、业务发展、体制机制、能力建设、特色创新等内容的评价体系，为“投资方”明晰减排项目成效与收益。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谭显春表示，《气候投融资试点成效评估方案》将更好地引导气候投融资地方实践与顶层设计形成良性互动，发挥评估工作对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的引导推动作用，推动各项试点工作任务基础更扎实、落实更深入、成果更有效。

气候投融资的意义，不仅在于创新了金融产品，更在于重新认识绿色发展的价值，让减排增汇、节能降碳、生态修复等过去难以量化的生态价值，逐步转化为可衡量、可交易、可融资的发展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