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今日的碳市场七雄颇似当年的战国七雄，通过分析秦国最终胜出的缘由，碳市场七雄或可对照反思自身的竞争举措。

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2012年多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时任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承诺中国政府愿就中国2020年加入全球强制减排体系参加谈判;2014年APEC峰会上，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要在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国内外应对气候的一系列利好政策推动了国内碳市场的稳步、健康而又快速的发展。

2011年，国家发改委根据各地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确定了7个具有代表性的碳交易试点省市。自2013年以来，七个试点省市碳交易陆续启动。2014年年中，京津沪粤深等五个省市顺利完成了首年履约。2014年12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碳市场建立的主要思路和管理体系，为推动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打下了框架性的基础。试点期间，各试点地区建立了各自的交易平台，这些交易平台能够集中地反映该试点地区碳交易体系建设水平，因此其表现成为评估一个试点区域碳市场成功与否的最关键指标。《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虽然提出要“确定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并对其业务实施监督”，但并未涉及确定的方法和要求等。谁将会成为全国性碳交易平台?这已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由此演变出一场场各交易平台心照不宣、暗自角力的争夺战。

本文前提是国家发改委并不强制性指定1-2家交易平台，也不会再增加新的交易平台，而允许现存的七家交易平台通过市场化竞争胜出(该前提有很大的可能性，笔者在后文给出了具体的分析)。本文脱离于现代经济学中的企业竞争理论，通过分析战国时期秦国胜出的核心要素，采用对比的方式促使七家交易平台反思各自的竞争措施是否得法。在碳试点的最后一年，笔者不揣谫陋，试图使用一种别样的方式以飨依然奋斗在中国碳市场的各方人员。

1、成立时间。早在2008年，北京、上海和天津成立了各自的碳交易平台，三家交易平台最初希望成为中国CDM信息和项目的核心交易平台。除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在2010年成立，另外三家交易平台(粤鄂渝)均是在2011年底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后成立，且均取名“碳排放权”，简单理解即是为了配合碳试点的需要而成立的。

2、注册资本。除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立之初的注册资本即达一亿元人民币外，其他早期成立的交易平台的最初注册资本基本均在千万元人民币的级别。2012年6月，国家发改委以发改气候〔2012〕1668号印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要求备案的交易机构必须满足：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中资法人机构，注册资本不低于一亿元人民币。随之几家交易平台纷纷进行了增资扩股。后建的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和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注册资本均在一亿元人民币。只有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隶属于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3、股东构成。七家交易所均是依托当地产权交易所成立。北京环境交易所的最大股东是北京产权交易所，其余六家央企所占股比相同。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股东数量最多，共计11家。其中最引人注目是引进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由于挂靠财政部同时受多家部门联席监管，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入股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曾一度被认为是政府释放出的某种政策信号。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进行了辟谣。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立之初共有三家股东，其中一家是外资企业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受制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备案的交易机构必须是中资法人机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最后抱憾退出，最终作价两千万元人民币将股份全数出让给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一千五百万全资成立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后，在新一轮增资扩股中将深圳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推向第一大股东的交椅，甘愿退居幕后成为最小的股东。相比之下，较晚成立的广东、湖北和重庆三地交易所的股东数量和影响力远逊色很多。

4、业务范围。较晚成立的广东、湖北和重庆三地交易所，甚至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主营业务基本围绕碳交易，包括相关的咨询、培训、投融资等衍生服务。最早成立的三家交易所业务范围相对较广，北京环境交易所有四大业务：碳交易、节能量交易、排污权交易和低碳转型服务。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亦开展了节能量交易，其中最具有特色是开创了驻场会员，成为其主要营收之一。天津排放权交易的交易标的种类最多，事实上主要在合同能源管理业务上颇有创新，成为收入主要来源之一。

5、员工素质。中国碳市场聚焦了一批最高端的精英人才，各大交易所亦不例外，尤其是京津沪深粤等交易平台已将硕士学历列为录取员工的最低门槛。关于人员数量，北京环境交易所员工数量最多，达到60人。另有50名劳务派遣员工负责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平台。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人数有40多人。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员工数量增长最快，直奔40人，堪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齐驾并驱了。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人员最少，不到10人。其他几个交易平台基本在20人左右。

1、建立最高目标。当年秦孝公继位时，秦国已被多年的征战拖得疲乏不堪，国土面积不断缩小，人民生活越发艰难。秦孝公求贤似渴，颁发《求贤令》，以期秦国能雪洗“国耻”，成为一代强国。商鞅慕名而来，当商鞅为秦孝公廓清大势，提出秦国要“大”出于天下时，秦孝公也被震撼了，于是英明卓识的秦孝公迅速采纳了商鞅的计策。“大出于世、一统天下”便成为秦国从秦孝公到秦始皇中间几代君主矢志不渝追求的最高目标。

2、依靠制度保障。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改革最彻底、影响最深远的变革，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发动的一个比较彻底的封建性质的改革，顺应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推翻奴隶主贵族统治，发展了封建经济，适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商鞅被车裂，但是 “秦法未败”。商君之法历经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直至秦始皇等7代君主并一以贯之。商鞅变法主要内容包括土地私有、奖励耕织和军功、建立郡县和统一度量衡。其中，军爵制开天辟地，彻底抹杀了贵族与贱民的界限，人人可以通过战争获取功名富贵。军爵制适应了战时的需要，极大地刺激了民众参战的积极性，塑造了“虎狼秦国”，为秦国统一天下蓄积了除经济实力之外的雄厚的战力。

3、明锐军政思想。当战国最后一个强国赵国崛起时，秦国却是疲惰乏力，商鞅变法影响逐渐势弱。适值秦昭王时，谋士范雎入相，指出秦国重振雄威，要点在二：其一，明法固本。重申商鞅之法为治国理民之根本，将复辟旧制列为谋逆大罪。其二，远交近攻。战国以来，大战数以千计，破城不计其数，但各战国疆域却并无大盈大缩。因由是自春秋以来，列国军争的定则是城破取财，战胜还兵，远兵奔袭，坚固本土。而战争之根本是土地。浮动财货，譬如国力丰枯之血肉。国土能生财货，财货却不能生国土。国土可招徕民众，民众却不能平添国土。所以争财争货争民众，而各国独忽视扩展国土，偏离了兵争之根本。攻邻而争地，得寸为秦之寸，得尺为秦之尺，溶入本土，一体而治，步步延伸。如此做去，则天下之地四海之民，数十年内必入秦国之疆域。

综上而言，秦国统一天下得益于：①将“统一天下”定为国家的最高目标，为几代人的奋斗指明了方向;②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优越的制度基础，发展了本国经济和蓄积了战斗实力，符合了“全民皆兵 共赴国难”的战时需要;③实行远交近攻策略瓦解敌方阵营，“抢夺土地”明确了战争的核心目标，为秦朝逐一收复六国并兼而化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三、碳市场七雄，谁将实现一统?业内人士对全国统一碳市场后各交易平台的命运多有猜测：或取而代之，另外建立一个全国性交易所，或从现有的七家中直接指定1-2家国家级交易所，或让七家交易机构自由竞争，采取优胜劣汰方式进行遴选。从笔者看来，另外筹建一家交易所成本太高，此种可能性接近零;国家发改委亦不可能从现有的七家中直接指定1-2家国家级交易所，因为七家交易机构均有两种资质，身价几近相同，加之地方政府将会“护犊子”式地掣肘。若置地方政府不顾而强行指定，国家发改委将在以后的碳市场推进过程中面临更大的地方阻力。在倡导减少行政干预、增强民主法治市场化的大形势下，国家发改委自然会做好示范而不会逆大势而为。除七家试点地区的交易平台，国内非试点地区的环境类交易平台多达数十家如河北环境能源交易所、山西环境能源交易所等，这些“非正规军”一度力行游说政府部门，以期早做试点、早日转正。根据国家发改委相关领导在公开场合做出的预测：2020年前，碳现货市场规模是12-80亿元人民币，碳期货市场规模是600-4000亿元人民币。因碳期货花落哪方(碳交易平台或证监会监管下的期货交易平台)尚难预测，单以碳现货来看市场规模委实很小，现存的七家碳交易平台已是僧多粥少、难以支撑。国家发改委将不会放闸来接纳新的交易平台，而会给七家(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交易平台同时授予或默许其成为“国家级”交易平台。随后，七家交易平台将会展开激烈地争斗。与战国七雄相类比，碳市场七雄主要将在以下三方面展开比拼：

1、内部建设。从注册资本来说，几家均处在几亿级水平，属于中型企业。从盈利水平来说，有些刚刚开始盈利，有些尚处在亏损状态，差距并不十分明显。从人才建设来说，早期成立的交易平台人员管理逐步入轨，但由于业务多元，人员分散，反而集中性优势不足。后期成立的交易机构内部管理尚处于理顺阶段，但业务焦点集中在碳，能够迅速凝聚内部整体力量，集中火力对准焦点。由此可见，七家交易平台在内部建设方面相差无几。

2、邦交政策。外部关系包括两方面：其他交易平台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分为当地地方政府和外地地方政府。当地政府的支持不仅包括在推行碳试点过程中地方政府对交易平台的扶持，更多包括地方政府为交易平台与国家级相关部委的协调。交易平台对其他交易平台和外地地方政府要实施“远交近攻”策略，主动与周边的交易平台、地方政府实现融合进而兼而化之。对其他交易平台可以直接兼并或共同成立母公司，对外地地方政府要游说其加盟本地区的交易体系。北京、上海、深圳等均在此方面动作不断。目前，唯有北京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成功地实现了与承德市的跨区交易。

3、争夺目标。各交易平台的创新举措不断，有的推出新的金融产品，有的建立新的交易模式，有的成立业内合作联盟，有的加大地方项目合作，还有的尝试跨区交易。前述种种行为是属于抢“人口”，抢“财货”，还是抢“土地”?抢了“土地”后，是否及时吸引和安置了“人口”，快速发展了“财货”?七家交易平台均已使出浑身解数来抢夺资源，但目前来看均尚未理清“人口”、“财货”和“土地”三者之间的关系，未能制定具体的战略措施和执行相应的行动计划。

不容置疑，中国碳市场的建设速度超乎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料。早期成立的三家交易平台如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在推进中国碳试点启动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成立较早，市场尚未成形，三家交易平台担负起了“义务性”培育市场的重任，为了唤醒政府和企业不得不做了许多看起来风光、实则无收益的“赔钱赚吆喝式的买卖”。经过2013-2015年碳试点，后起的几家交易平台奋起直追，业务创新能力和市场挖掘能力甚至赶超了早期成立的三家交易平台。对交易平台而言，2012年以前是三家交易平台摇旗呐喊、唤醒市场的阶段;2013年-2015年是七家交易平台种好自家地、蓄积自身实力的阶段;2016年以后是七家交易平台实力比拼的阶段，从此，弱者将被消灭，强者将会实现一统。

对比于秦国的一统，不难发现：七家交易平台均已将成为“国家级”平台确立为最高目标。未来哪(几)家能够实现这一最高目标?结果将取决于谁能在内部制度建设、外部邦交政策和总体争夺目标等三方面拔得头筹。（无所不能特约作者，若水儿，中国绿色投融资对话平台特聘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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