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碳经济”学术沙龙系列由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发起，由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双聘教师、碳经济学前沿重大问题课题组负责人解伟统筹组织。2025年12月6日，本系列沙龙的首场沙龙“超越外部性——将碳纳入核心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变革”在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举行。首场沙龙由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博雅特聘教授张海滨致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碳中和研究院双聘教师季曦主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碳中和研究院双聘教师林毅夫教授应邀发表引导性报告。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各位学界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些年我倡导新结构经济学，所以我想先抛砖引玉，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谈谈碳经济学的构建。尤其是围绕今天的主题“超越外部性”，也就是怎么样让克服“碳”的外部性成为个人、家庭和企业内在的追求，就此谈一点不太成熟的想法。 

超越外部性：碳经济学要应对的核心矛盾

我们知道碳经济学是为了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碳达峰、碳中和这个目标之所以被提出来，是因为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暖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在生产过程当中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工业革命以后，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对旁随碳排放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生活中碳足迹的密度也大大加强。这两方面共同作用，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比工业革命前大量增加。

二氧化碳排放以后，在大气中不会消失，积累在上空，形成温室效应导致地球的温度提高。地球的温度升高以后，一方面会带来极端气候，另一方面，海平面会提高。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基本上是在沿海的平原地区发生的，这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为要防止二氧化碳像工业革命以后那样继续地排放，全球就共同努力，经过协议，提出各个国家需要有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二氧化碳的排放，对企业来讲，它是生产的副产品；对个人和家庭来讲，它是生活过程中的副产品。这个副产品带来的破坏需要全世界付成本，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外部性问题。虽然碳排放有负的外部性，但我们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提高，生产需要进一步发展。如果沿着过去的道路，肯定会像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来的那样，不断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

从个人角度也是一样，当收入水平提高了以后，消耗的物质会增加很多。从我们的经验来看，80年代以前我们很穷，常讲“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打开衣柜里面没有几件衣服。但是现在收入水平提高了，打开衣柜，里面挤满了不穿的衣服。讲一件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我1987年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免税进口了一辆很小的Corolla，当时车少，开在路上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现在大家都有车了，北京有超过500万辆私人小轿车，这些都会带来二氧化碳的排放。 

我们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如果沿着过去的老路，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难以达到。不仅我们是这样，非洲、中亚、南亚等低收入国家，他们还在传统的农业第一产业阶段，碳排放很少，生活水平也低，但随着他们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发展是他们的权利），会带来碳排放的大量增加。 

所以，一方面碳排放有外部性，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另一方面，发展是各国应有的权利。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解决矛盾的技术路径：政府支持下的绿色创新

这个矛盾的解决，就是我们必须有替代传统污染技术、污染产业的新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大家可以用新技术把过去污染的产业变成绿色的产业。必须有这样一个技术的供给。同时，也需要企业家、家庭、个人有意愿来采用新的绿色的技术来生产、生活，把原有的污染技术用新的绿色技术来替代，这样才有办法“既要熊掌，也要鱼”，两方面的目标都达到。 

那么，怎么才能有新的绿色的能源、新的绿色的技术？那就要有研发。对于新技术的研发，首先必须有相关的基础科研，在基础科研突破以后，才可以进行开发。基础科研有相当大的外部性，一般企业进行基础科研的积极性不高，而且基础科研的需要特别大的投入，风险也特别高，研发出来是一个公共知识产品，企业不愿意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来支持。 

对中国这样国土面积很大的国家，气候变暖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我们要承受得更多。因此，我觉得我们作为负责任大国，有必要以更大的力度来支持相关的基础科研。

当基础科研取得突破以后，进入开发阶段。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成功后要进入市场，当中也有很多需要协调的地方。就企业家而言开发新产品属于外部性很强的问题。他开发了新产品以后，别人可以模仿，为了防止这个，必须给他有一段时间的垄断保护（专利）。即使开发成功，能不能变成一个规模化的生产，又牵扯到很多供应链的问题。同时，一些新技术的采用，也需要有一批相关的基础设施。像新能源汽车，如果没有充电桩，让每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自己去全国布点充电桩，这个成本太高了。 

所以，不仅在研发阶段、基础科研的阶段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在开发新产品、变成新产业的阶段，也同样需要政府的产业政策的支持。当然，如果做得好，这样的新产品可以变成我们经济中的新的增长点，因为绿色发展已经是全球的共同责任。 

让克服外部性成为内在追求：比较优势和企业自生力

我今天更想讲的是，当这些新的绿色的技术已经有了，个人、企业、政府怎么样才会有积极性去采用？从个人来讲，怎么样才会采用绿色的方式，要求绿色的生活？从政府来讲，怎么样才会有积极性去制定和执行绿色的环保政策？从企业来讲，怎么样才会有意愿跟能力去满足这些绿色的环保要求？关于这一点，我想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五五”规划建议当中所提到的怎么发展新质生产力很类似。他提出的观点就是要按照各地的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只手共同作用之下来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我觉得这和碳经济背后的原理是相通的。 

如果我们在追求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根据各个地方的禀赋条件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这样所发展的产业应该会有最大的竞争力，经济会发展得最快，收入水平会提高得最多。家庭的收入水平提高了，那就像党的二十大报告里面所讲的，人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也会不断地提高。 

我们知道关于物质方面的需求的收入弹性是较低的，肯定会增加，但增加得相对少。增加得快的是非物质方面的。我想我们对环境的需求是一个收入弹性非常高的需求。当人们穷得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时候，就不太会在乎环境的污染。但是，当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对环境的需求就会越来越高。这样的话，从个人来讲，他会愿意支付更多的价格，在家庭的小范围里面，使用环保产品，让环境友好。但是，每个人不只是生活在家里，人是社会动物，超出家庭的时候，他也会期望外面的环境越来越好。这方面，他对整个国家社会会有更高的绿色的要求。这也就是新发展理念所讲的绿色发展，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生态文明。从个人来讲，他会有这种需求。 

从政府来讲，政府应该以人民为中心。当人民把环境作为美好生活的主要内容的时候，政府一方面就要去支持绿色低碳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基础科研和开发，让它成为新的增长点。但同时也要制定环境法规，要求企业采用绿色的方式来生产，以满足人民的期望。

从生产企业来看，如果他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我们新结构经济学称之为这样的企业有自生能力。只要它有正常的经营管理就能够赚钱。它自己有自生能力，不需要靠政府的补贴来生存的时候，它才会有能力跟意愿去执行这些法规。如果企业自己活命都保证不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即使有很完善、严格的环境法规，这些企业只会为了应付检查做些表面工作。我们早年下去做环境督查，看得太多了。当你来的时候，它做给你看，当你走了以后，该怎么污染还怎么污染。只有它自己能赚钱，有能力，不需要人家保护，它才有能力跟意愿去落实环保法规。如果企业所在的行业是这个地方的比较优势，那它们在环境政策的执行上会达标。反过来，就很难达标。

地方政府也是一样，如果这个地方发展的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它们的生存是需要政府保护补贴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法规上也同样只会是应付上级的检查。因为如果让企业用绿色的生产方式替代原来的生产方式，是给它增加成本，企业难于生存，严格执行环境法规很多企业就要关掉，税收就会减少，失业就会增加，就会带来地方的不稳定。所以，为了就业、为了稳定，地方政府大部分也会是做给上面看的。反过来，如果这个地方的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它就有意愿真的按照环境法规的要求来执行。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讲新质生产力的时候，开始大家以为就是“新三样”，后来发现如果大家这么做，一哄而起以后一定是一哄而散。所以，他在后来的讲话和这次“十五五”规划当中，特地强调按照各个地方的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来发展新质生产力。如果是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当然应该这么发展；但是如果发展程度比较低的产业，也可以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绿色技术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总结：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双作用下将碳成本转换为碳生产力

所以，总的来讲，碳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碳经济学的提出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发展提高了我们物质生活的水平，也带来环境的压力，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挑战，同时，我们也不能停止发展，因为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来追赶发达国家。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政府必须有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这个承诺。在发展过程中，要实现发展目标，关键是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按照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使家庭和企业有追求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政府要支持新的绿色技术的研发。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还可以把新的绿色产业变成我们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不仅满足我们自己达到“双碳”目标的承诺，也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的工业化、现代化，也帮助其他发达国家实现他们“双碳”的承诺。我就谈这些，谢谢！